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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慢慢读唐诗:唐诗

2017-08-03 17:26栏目:传媒

按:这是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主题倒是很贴合《慢慢读唐诗》系列,算是通论部分,所以还是贴了出来。

从唐诗看唐代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唐代科举制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论者不乏其人;唐诗对唐代科举制的反映,也为论者所注意,但往往集中在诗赋取士这一点之上,对其他方面涉及较少。故本文拟从唐诗对科举制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反映入手,来认识唐代科举制的一个侧面。

 从唐诗中可以看到:科举制在唐代选官制度中并不占明显优势;而唐以后,除元代情况特殊外,科举制在选官制度中都占绝对优势。

 唐代科举制的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士人数有限

 唐代科举制科目繁多,但诸如秀才、童子、明法、明算等科,或因存在时间甚短、影响不大,或因属于学有专攻的“专科”、仕途门路狭窄,因此当时士人“多趋明经、进士”。而“进士犹为贵,其得人亦最盛焉。”但唐代科举取士人数有限,仅以进士科为例,唐高祖四年敕文要求诸州共贡“进士三十人”,故《全唐诗》中有“桂树只生三十枝”一语,并有周匡物登第诗为证:“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元和”为唐宪宗年号(公元806820),时已为唐代后期,进士科取士人数仍未有大的变化。有时登第者甚至不到二十人,如白居易及第诗所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取士人数有限,使得科举制在唐代选官制度中无法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如整个唐代有宰相368人,进士出身为143人,占39.5%;而宋代每次取士人数平均在300人以上,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123名,达92.4%[1]。明清情形大致如此。

 第二,取士受私人荐举影响很大

 科举制之设立,本意在于以才学公平取士,不以私人意志为转移。但唐代科举考试没有建立弥封与誊录制度,取士之时,除了看试卷好坏,很大程度上还要参考考生平日的作品和声誉。这种作法虽有避免偶然性误差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看,是使本应以考试为中心环节的科举制受有权荐士、取士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为博取声誉与认可,唐代士人争相向主持进士考试的礼部官员及其他达官贵人投献自己的力作,时称“行卷”。

 行卷之风盛行,其作用因人而异,对于公正无私、尽力求贤者来说,这是一种全面了解、考核人才的有效途径,对于才华杰出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确保其才华得到展示的方法,从而留下了不少佳话。如:

 《太平广记》179卷载:王维以第一名中举,缘于他成功地向歧王及太平公主投献了自己的诗作并得到赏识。

《唐摭言》卷七载:白居易初至长安,向著名诗人顾况投卷,顾况见其名而笑:“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到开卷,读首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为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也。”因顾况的大力推荐,白居易声名大震,为他顺利中举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中最为传诵的是张籍取朱庆徐一事。朱庆徐以《近试上张水部》一诗呈送礼部(时称水部)员外郎张籍:“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洞房”二句,借喻已获州府的荐举,即将参加礼部考试;“妆罢”二句,实则询问这样的文章能否中试。张籍答以《酬朱庆徐》一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朱庆徐的赏识及必然录取的含意。

然而这种公然盛行的荐举之风,更多地因其为权贵所把持而带来严重弊端,造成取士不因其才能而因权贵的私人好恶的局面,贫寒之士,如无有力者推荐,往往虽才华杰出仍无法中举,如杜甫奔走长安十年而无法中举,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感叹:“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酸辛。”晚唐名诗人杜荀鹤也有同样的感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投从叔补缺》)、“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路认梯媒”(《投江上崔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