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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也谈我的“第二次考研”

2018-01-14 10:59栏目: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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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我的“第二次考研”

科学网也谈我的“第二次考研”

科学网也谈我的“第二次考研”


妻收拾旧物,意外地发现了我的一批旧资料。附录在这里的有关考研的证书便是其中两张。

它们都已颜色泛黄、通体斑驳,一副满目沧桑的样子。它们曾是我第二次考研的见证,后来静静地躺在我家的某一角落,竟已度过了三十七年的岁月。也是因为年轻时有关考研的一段往事,近日,我和姚小鸥先生过从颇多。听他说自己曾写过一篇名为《我的第二次考研》的博文。有感于此,现在,我也来谈谈我的“第二次考研”。

所谓“一段往事”,指的是我和小鸥先生、武润婷大姐于一九七九年报考山东师院庄维石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本已被录取却又遭取消的故事。那可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考研”。此事我在《致姚小鸥先生》一文中详细记述,小鸥先生也有多文谈及,不再赘述。

虽然第一次失利受挫,我并没有被击倒,反而对自己更增强了信心。稍事调整后,我立即投入了第二年(即一九八零年)考研的准备中。至今犹然记得当时黎明即起、又一直熬夜到三更天,艰苦备考的情景。“虽九折臂而终不悔”。那时我经常用这类名句来鞭策自己。

与小鸥先生和武大姐他们不同的是,第二年我没有再按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路子走下去——尽管我一生挚爱这门专业——而是改报了中国现代文学。

促使我做出这一重大改变的是我个人的特殊境遇。

那时,我家里很穷,负担又极重。我有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三岁、五岁和八岁。一九八零年是我们那地方搞农村改革土地分由农民承包的第一年,我家也分到七、八亩土地。这样,我就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即使真的考上了学,但我能不顾一切地远走高飞吗?我的家庭怎么办?农村社会特有的那种残酷与复杂我是深有体会的。毫无疑问,如果我那样做了,她们必将立即陷入窘境。纵使不致家破人亡,但也必定很难立足,要遭受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痛苦。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我绝对无法承受的。

思虑再三,我决定改报山东师院聊城分院(后为聊城师范学院,现为聊城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导师为著名学者薛绥之先生。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假如我能顺利地考取的话,聊城距我家很近(只有九十华里),我便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回家种地、照顾家庭(这个情况我将在另文描述),真正过一种“耕读生涯”。

其实,上一年我之报考山东师院也是出于同一种考量。彼时我对聊城分院尚一无所知(这也足见我当时的无知与蒙昧。也难怪,一个农民的认知范围本就有限),济南离我家大约一百二十公里,是所有大学中最近的。我当时以为,如照顾家庭,也还在我可以接受的有效范围内。

另外,不能不说的一点是,我的恩师薛绥之先生对我的关爱与垂顾,也是我坚定报考这个学校的原因之一。

薛先生本是山东师院中文系教师,“文革”中随学校到聊城办学而留了下来(后来改调至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不过,那已是后话)。他老人家一贯对青年人热情有加,帮助扶持后进不遗余力。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富仁先生,就是薛先生最早发现,并多方帮助指导,而最终促使其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我在此前的多年间,一直在故乡临清县从事业余创作,且小有名气。报考聊城分院时,我把自己历年创作的作品及其他个人资料整理出来,寄给了薛先生。薛先生看过后大感兴趣,亲笔给我回信予以赞许。鼓励我去掉顾虑,努力备考,对几门主要课程的学习详加指导。据说,在一次学校党委会上(那时薛先生已担任聊城师院的副院长),薛先生还颇激动地对学校主要领导说:“谁说社会上没有人才,瞧,这就是人才!”期间,他还委托我的前一届师兄徐鹏绪先生(现为青岛大学教授)亲到我家,委婉地予以致意。

无疑,这大大地提振了我的信心。从此,我心无旁骛地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诸门课程的学习备考中。